王莽鉴于西汉末年政治、社会、经济混乱，即位后遂实行一系列变法，其政治措施，大多是托古空想，不合时宜。至于社会改革，多能针对时弊。经济方面，则二者兼备，如五均六筦，颇能配合时宜；但其货币改革，难免脱离现实。

    一、政治变革

    王莽受儒家崇古思想影响，并以周公为偶像，故政治上以「正名」为目的，欲恢复「唐虞三代」的模样，乃以《周礼》为本，施行变革。

    1.改中央及地方官名

    王莽于始建国元年，大事变更官名，目的是恢复古代官制。在中央官方面，置大司马司允、大司徒司直、大司空司若，位皆孤卿。又改「大司农」为「羲和」、「大理」改「作士」、「太常」改「秩宗」、「少府」改「共工」、「光禄勋」改「司中」、「太仆」改「太御」、「卫尉」改「太卫」等。地方官制上，改「郡太守」为「大尹」、「都尉」为「太尉」、「县令」为「宰」、「御史」为「执法」。又于天凤元年，置卒正、连率、州牧、部监等官。边郡则置「竟尉」，乡之三老及亭长则仍保留。这些变革以周官为准，存有浓厚的复古意味，官名虽改，工作却不变，徒生由简变繁之弊。

    2.秩禄制与重划行政区

    始建国元年，王莽以《王制》及《周官》为据，改秩禄之号，更定官位为公、卿、大夫及士。最低级的庶士为百石，最高级的卿则为中二千石。他又将官吏的「选任制」改为「世袭制」。王莽于秩禄制上只求复古，并没革新。此外，又以武帝以来之13州不合经籍，遂依《尧典》改为12州。同年又大肆更易宫殿之名及地名，如「长乐宫」改「常乐室」、「前殿」改「王路堂」；地名方面，改「长安」为「常安」，改「洛阳」为「雒邑」等。又把汉时的州、郡、县三级制，改为州、部、郡、县四级。始建国四年又分天下为九州岛，九州岛内有2203县。并依畿服之说，以京畿为中心，自近至远把四夷分为「六服」，目的是令天下回复昔日的「万国」。总之，王莽的措施不但无实际必要，而且违反中央集权的潮流。

    3.重行封建兴削去王号

    相传周代有诸侯1800，王莽遂依此重行封建，并从中笼络人心。他封其子王临为太子，王安为「新嘉辟」，孺子婴为「安定公」。又按哀章的《金柜图》及《金策书》封辅臣11人为公，并封古圣贤之后，如封姚恂为初睦侯。王莽之分封，以《尚书》及《诗经》为据，故复古之念高于革新之图，总计共封796个爵位。这种分封予民无益，徒生滋扰。此外，又怀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」的观念，认为四夷君长称王有违于经典、缪于一统，遂削其王号，改「玺」为「章」，如「匈奴单于」改「降奴服于」，「高句丽」改「下句丽」。实属不必要之举，更引起四夷君长之不满。总而言之，王莽的政治改革，充满复古及巩固治权之意，却无改善民生之图。削四夷之王号，原欲与外族重新建立上下关系，藉以提高皇权；可惜引来更大的反响。

    二、社会变革

    王莽的社会改革，乃针对当时的土地及奴婢问题，以托古为理论根据，亦有拯救黎民之意。

    1.土地改革

    汉初采无为而治，对土地买卖放任，随着社会安定及土地私有制发展，农民受商贾及地主压逼，遂「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」《汉书_食货志》。历武帝至哀帝，变成「岁比不登，天下空虚，百姓饥馑，父子离散，流离道路，以十万数」《汉书_孔光传》。足见改革的需要。

    王莽鉴于土地为豪强所占，令政府税收减少，乃颁行「王田制」。王田制蜕变自孟子的井田制，更可追溯至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的观念，王莽更认为此制乃「唐虞之道，三代所遵行也」《汉书_王莽传》。王田制实行于始建国元年至四年，诏曰：「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属，皆不得买卖。其男口不盈八，而田过一井者，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；故无田，今当受田者，如制度。」此制规定土地不可买卖，个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拥有权。王莽深明土地私有制是兼并的主因，遂规定不得买卖以杜绝兼并；把土地固定在私人手中永久使用，但名义上却为国家所有，故必须从富豪手中收回田地。最后令人人有田可耕，政府有税可收，减少社会不安。

    2.奴婢改革

    当时买卖奴婢是一普遍现象，《居延汉简》载：「小奴二人，值三万，大婢一人，值二万。」加上王莽同情奴婢，如其子王获杀害奴婢，他即逼其偿命。但最重要的是因富户蓄奴，令政府损失大量人口及税收。王莽遂颁行「私属制」。规定不许买卖奴婢，只许作富豪的私奴，违者没为官奴；但并无实时取消奴婢这阶级。

    王田及私属制是相辅相成的政策，原意是切合时弊，变古以制今；却未能完全解决问题，只是把富豪的土地及人口转到政府手中，藉以增加税收及消除豪强势力，减低贫富悬殊及社会不安。

    3.经济变革

    (1)五均六筦：王莽在长安、洛阳、临淄、邯郸、宛及成都六个城市设置五均官，其职责为：_平抑物价—于每秀第二个月订定货物平均价格，遇货物滞销，即由政府收购；若通货膨胀，即以平价卖出。_征收利得税：所有工商业，均需登记并按时缴纳纯利十分一，称为「贡」，作为政府向农民贷款的资本。_征收荒地税：凡人民有田不耕，一律增缴税项；无业之民，亦须缴布帛一疋，或征为劳役。_赊贷：凡人民无钱丧葬、祭祀，可向政府免息贷款；凡欲经营商业而资金不足短者，政府亦以低息放贷。称为「五均赊贷」。

    至于六筦，即把盐、铁、酒、钱布铜冶、名山大泽、五均赊贷六种公共事业收为国营，由政府统一管理，力矫西汉以来的垄断局面。

    (2)货币改革：王莽即位后，将金、银、龟、贝、钱、布定为货币。其中金货一种、银货两种、龟货四种、贝货五种、钱货六种、布货十种，合共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」，取代了汉武帝以来的五铢钱。总括来说，王莽的货币政策，好坏参半，五均、六筦实为一针对且拯救时弊的措施，不但可以改善西汉以来的弊政，亦可提高生产。可惜，货币政策过份「泥古」，并且不切实际，不合时宜，终于令新莽政权走上灭亡之路。

    王莽变法失败的原因

    王莽在思想上，接近现今的社会主义，其作风勤恳，励精图治，颇有名君之风范，可惜其变法过于泥古不化，仅14年便告全盘失败，新朝也随之灭亡。原因有下列各项：

    一、过份复古不合时宜

    王莽的社会改革，本意是复井田制，但因土地兼并已成定局，何况井田制本为一理想中的制度，未必存在，且只可行于地广人稀的地方；东汉荀悦、南宋马端临等都有批评。王莽醉心古制，不顾一切实行，致令社会经济倒退。政治上的改革更是不必要，他一心复行古制，官名屡改，工作却不变，根本全没意义，其重行封建，更是违反了数百年来中央集权国家的趋势。故过度复古是王莽变法的致命伤。

    二、过份自信与重法

    王莽出身儒生，重视理想，重法而不重人，所以集中精力于制度的规拟，却忽略实际的施行问题。《汉书_王莽传》载：「莽以为制定，则天下自平，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，讲合六经之说，公卿旦入暮出，议论连年不决……县宰缺者，数年守兼，一切贫贱日甚。」他只埋首于制法，其它政事却一概不问，明显是矫枉过正。亦由于他认为制定则天下自平，遂使法令特别繁琐；因重视制度，故颁布的法令便越多，对一个松弛惯了的农业社会来说，尤其是黄老思想曾经发生作用的时代，更不宜法令太繁，故王莽「制定则天下自平」的想法，实在不明当时的形势。

    王莽的过份自信，亦为其失败的一大关键。凡改革事业，必须有其专责的干部，方能有所成就。但王莽称帝后的重要措施，全赖自己与数个宦官而已，即尚书亦不得闻问。《汉书_王莽传》谓：「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，故务自揽众事。有司受成苟免……皆宦者领之。吏民上封事书，宦官左右开发，尚书不得知。」以致「莽常御登火至明，犹不能胜。尚书因是为奸寝事。上书待报者，连年不得去；拘系郡县者，逢赦而后出；卫卒不交代三岁矣。」可见独揽大权所引致的效率低落程度。这样改革自无成功可能。

    三、赋税、刑罚严苛

    王莽创行许多新税。新朝末年，对人民诛敛更甚。史载：「作货布后六年，匈奴侵寇甚。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，名曰猪突豨勇，一切税吏民，皆三十而取一，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，皆保养军马，吏尽复以与民(传令百姓代养)，民摇手触禁，不得耕桑，繇役烦剧，而枯旱蝗虫相因。」令「关中死人十之六七」。这情况比西汉末年并没改善。其实，王莽于租税政策的失败乃在于名目太多，又取之过急，使人民骤然感到租税的负担加重，遂引致暴乱。

    此外，王莽为急于推行王田制与私属制，乃以严刑处罚犯者，致有「坐买卖田宅、奴婢，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，抵罪者不可胜数。」而一般处罚方法是把犯者没为官奴，但这又与其解决奴婢的政策相矛盾。

    四、缺乏治国策略，纯属书生政治

    王莽谦恭下士，获一时好评，但在政治运用上，却显得虚伪与沽名钓誉。也许因他太好名，故常忽略客观的现实环境，如明知古不可复，却醉心《周礼》，定要以周公自居，处处要复古，最终发现此路不通。此外，他的失败也在于缺乏毅力，改制是一艰巨的事，但王莽行新政，一遇挫折便宣布停止，使前功尽废，亦徒增滋扰。加上他执行不善，见害而不见利，失败自是必然。

    五、货币改革破坏社会经济

    货币是交易媒介和价值的尺度，故须单纯划一，且有健全制度，汉武帝以后，五铢钱已为人民所惯用，但王莽却禁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，复用古代货币，而且推行政策摇摆不定，种类也太繁多，致百姓不能使用，遂仍旧沿用以往的五铢钱，当王莽下令强制使用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」的复杂货币时，社会经济就发生混乱，通货膨胀严重，「王莽末，天下蝗旱，黄金一斤易粟一斛」，终演为政治上的危机。王莽死后，竟然恢复以物易物的「自然经济」，可想象当时货币混乱的情况。

    六、社会各阶屑不满，触发暴动

    1.引起富豪不满：王莽的王田政策，对豪族甚为不利，因此豪族反对政府甚力。如起兵讨莽的光武帝刘秀，本是富豪地主出身。史载其「性动于稼穑……地皇三年南阳荒饥，诸家宾客多为小盗。光武避吏于新野，因卖谷于苑。」于饥荒时尚能卖谷，可见他不仅是地主，更是一大地主。追随光武起事和其它起兵讨莽的地主也很多。地主在中国的力量极大，如果政治上得不到他们的支持，则政权难以稳定，这是王莽失败的一大原因。

    2.引起官吏不满：王莽于摄政时，已令年老的州牧、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，以便注入新进人才，若善于运用此「致仕(退休)制度」，则为善政。王莽登位前，除三公月俸为4至6万外，九卿、州牧、太守等原官阶在二千石以上者，月俸为16000至2万。但王莽即位后，官俸皆改为数千，令官吏生活困难。下级官吏则甚，这令「上自公侯，下至小吏，皆不得俸禄，而私赋敛，货贿上流，狱讼不决。」这固然影响变法的推行，亦使官吏对王莽政权极为反感。

    3.引起人民不满：五均、六筦本对人民是不可多得的经济政策，能够平均财富、裁抑豪强、制止兼并，但行之不久，却成扰民之政；因为王莽用以主持六筦的官员，都出身于豪强家，如子伸、张长叔等，故利民之制成为扰民之法，引起不少人民反对。

    七、妄启边衅，四夷俱叛

    王莽彷周之封建废除王爵，凡汉代所封的四夷君长，一律降号为侯，改玺为章，如匈奴称「降匈服于」，高句丽称「下句丽」，四夷君长大为不满，先后作叛，刺杀汉使。始建国三年(11)匈奴作叛，王莽派12将，率兵30万，分十道讨伐匈奴；高句丽亦因征发问题而作乱；西南夷的句町也因贬号致叛，王莽又出兵讨伐。由于长期用兵，军队长驻于边地，加上管理不善，军队扰民极甚，《汉书．王莽传》载：「是时诸将在边，须大众集，吏士放纵，而内郡愁于征发，民弃城郭，流亡为盗贼……大都督、大奸猾、擅弄兵权者，皆便为奸于外，扰乱州郡，货贿于市，侵渔百姓。」如此，内地、边疆皆成乱局，改革固然无法推行，对社会经济的打击亦大。

    八、天灾频仍，民变四起

    从天凤四年(17)起，国内连年发生旱、蝗之灾，灾情最严重的是青、徐、荆三州，由于朝廷不能善后，使三州饥民由散漫的游掠变为有组织的叛乱。当时「富者不得自保，贫者无以自存，起为盗贼，依阻山泽，吏不能禽，而覆蔽之，浸淫日广。」当时起事的有青、徐二州的樊崇(在莒起兵)，即赤眉兵；又有源于荆州的王匡所率的绿林兵；尚有下江兵、新市兵、平林兵等。

    有说王莽改制的主要精神及动机是复古，但其失败的主因也是过度复古而忽略实际。亦有论者因而批评他盲目复古。诚然，王莽的崇古是较为过份，但如配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一并考虑，则发现其崇古也是无可厚非，皆因当时儒家学说盛行，儒家倡导最力的是「法先王」，故常时一般人心目中皆不免有些复古意识；王莽身为一儒者，所作的托古改制完全合乎儒家的理想，在当时儒家学说充斥的气氛下，也并非甚么创新及惊人之举，故近人评他盲目复古，固然有一定原因，但却不了解当时的环境，因而对古人作出苛刻的批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