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陵叟，是中唐时期长安杜陵的一个贫困老农。早在中学语文课本上，在白居易的诗篇中，我就认识了他。一个秋阳杲杲的午后，驱车来到城南杜陵，登上少陵原畔，俯瞰着脚下这块汉唐故土，我又想起了那位杜陵叟，引发出心中的诸多感慨。

　　这杜陵在汉唐时代，自是京畿的冠盖云集之地。所以人们一提起杜陵，自然就联想到达官显宦、文人墨客的流风遗韵。的确，政治家们在这里上演历史活剧，官僚们在这里修建园林别业，游侠们在这里挟弹飞鹰，诗人们在这里临风行吟，确实给这块土地增添了几多神奇。然而，我来到这里却更钟情于白居易，也忘不了那个杜陵叟。因为，只有白居易透过这里堆绣的楼台，扬尘的车马，将视角投射在杜陵叟身上，揭示出那个时代、这块土地的另一个侧面。

　　那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，任左拾遗的白居易在长安“闻见之间，有足悲者”。高涨的政治热情，使他决心“惟歌生民病”，以“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”。其中杜陵叟的悲惨遭遇，更激发起他的悲愤之情，遂“直歌其事”，写出新乐府诗《杜陵叟》，以“伤农夫之困”。我千载之后读之，心灵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。

　　后人不是称道“城南韦杜，去天尺五”，流连于杜陵的山水名胜、花卉环周么？殊不知这里同样寄居着一位杜陵叟。他可不是何将军山林中那位垂钓待客的“野老”，声称“河鱼不收钱”，使诗圣“只疑淳朴处，自有一山川”。他也不是“都城南庄”的那位“老父”，为崔护一首“人面桃花”诗，就将女儿嫁给了落第进士。杜陵叟“岁种薄田一顷余”，虽然唐初均田法规定“丁男、中男给百亩”，但均田制在中唐时已遭破坏，他的“一顷余”薄田只是泛指。频遭天灾还要“典桑卖地纳官租”。他为“明年衣食将何如”而忧心如焚，遂愤怒控诉：“剥我身上帛，夺我口中粟：虐人害物即豺狼，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！”客观地说，杜陵叟虽无“生常免租税”的特权，毕竟还有田可种，那无田可种的杜陵人别说“明年”，就连眼前的衣食都没着落。这不是杜陵花光掩映下的另一个侧面么！

　　后人不是为长安自古平安而自豪么！都说长安地脉最好，城南王气最盛，唐人吕温以《登少陵原望秦中诸川》中就夸说：“少陵最高处，旷望极秋空。君山喷清源，脉散秦川中。荷锸自成雨，由来非鬼功。”杜陵叟亲历的却是：“三月无雨旱风起，麦苗不秀多黄死。九月降霜秋早寒，禾穗未熟皆青干。”可见早在唐代，长安已经不平安；天子脚下的杜陵人照样为衣食发愁，而且愁中有愤。这难道不是帝都盛土的另一个侧面么！

　　后人对唐代官吏的印象是不错的。不是么，杜甫《兵车行》中的“里正”为征夫裹头，关切之至。《遭田父泥饮》中的“田翁”酒酣时“说尹终在口”，不断“夸新尹”。封丘高县尉为“鞭挞黎庶”而悲，周至白县尉为“吏禄三百石”而愧。杜陵的“长吏”却没有这么勤政爱民。尽管皇帝已经在“白麻纸上书德音”，规定“京畿尽放今年税”，他“明知不申破”，却依然“急敛暴征求考课”。当“里胥”装模作样地“手持敕牒榜乡村”时，“十家租税九家毕，虚受吾君蠲免恩”，皇帝的“德音”变成了一纸空文。看来，鲁迅所揭示的“瞒”和“骗”不仅是文坛的痼疾，也是政坛的弊病，为官者对此早就悟透了用熟了。这难道不是唐代吏治的另一个侧面么！

　　这一个个的侧面，映现出的是封建社会的本质。儒家将杜陵叟们视作邦本，本已不固，邦还能宁么？京畿是首善之地，杜陵的长吏们公然在皇帝眼皮底下欺上瞒下，其“善”又在何处！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就更不用说了。“我愿君王心，化作光明烛。不照绮罗筵，只照逃亡屋。”古人早就发出这样的呼唤，今人是不是也应该将关注的视角，从帝王将相的酒席筵前，移向庶民百姓的逃亡屋里！只有这样，才能少一些废都式的虚荣，多一些理性的清醒。《杜陵叟》的深刻启示，就在这里。

　　仲秋时节，杜陵原上绿树葱茏，禾苗迎风，掩映着一个个新型的村庄，一座座新建的农舍。新时代的杜陵人，正大步迈进在小康路上。即将拔地而起的富力房地产，为他们描绘出更加美好的蓝图。杜陵叟的后代子孙们，我深深地为你们祝福。